另一方面经过十八世纪的革命洗礼，在经历了一种较为短暂的乐观情绪后，清教主义的思想体系再次引起了思想家的批判与反思。
清教主义与超验主义
在对清教主义进行扬弃的过程中，一些优良的道德传统得以延续下来。从文学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主要文学大都反映了对清教主义批判反思过程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向。
一种是以超验主义为代表的文学家在对清教主义的扬弃过程中形成的对美国文化以及文学较为乐观的展望与期待。
另一种是以桑为代表的文学家在对清教主义批判过程中形成的对美国文明乃至整个人类的一种较为悲观的思想倾向。
可以说，超验主义代表的是形成于十八世纪的美国个人主义文学传统的延续。而霍桑等人则是对早期新英格兰宣扬较为严厉的清教教义的文学传统的继承。其思想可以远推至17世纪著名清教诗人迈克尔·威格尔斯沃思以及北美最后的“清教徒”乔纳·爱德华兹。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他们在各自的思想内涵及表现手段上又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十八世纪后期传入的自然神论在十九世纪仍然是清教主义面临的主要威胁。自然神论者承认人类理智的权威，反对奇迹，否认三位一体和《圣经》的权威。但他们仍然遵从神的教导。
不过他们主张和神建立个人的直接的联系，而不参加形式上的公众宗教仪式。这些特点在十八世纪美国的开国元老们的身上都有明显的体现，而富兰克林、潘恩等人无疑是北美自然神论的主要代表。“从根本上说，自然神论是种思想方法，而不是一种正式的机构，它不仅有宗教含义，而且也同样带有道德和社会含义。
尽管有许多自然神论者都是牧师，但他们从未建立任何自然神论的教会或正式组织”到十九世，在自然神论的影响下，美国传统宗教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唯一理教派的兴起，标志着新英格兰传统清教教派在组织上瓦解的开始。
唯一理教又称上帝一位论或反三一教派，主张上帝只有一位，反对三位一体说，认耶稣是人而不是神。可以看出，唯一理教派正是在自然神论的原则指导下建立的一种理性宗教派别。就其初始的观点而论，唯一神教理论枯燥乏味，具有极端理性主义的特点它几乎没有把宗教看作是深刻的心理经验，试图采用科学探索的精神来把《圣经》当作上帝的话进行研究。
宗教上的变化带来社会思想的变化，超验主义是在对唯一神教的进一步批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唯一理教在哲学上的表现，事实上许多早期的超验义者包括爱默生在内都是唯一理教的牧师。
当然对超验主义的影响不只限于唯一理教，还包括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超验主义的核心思想为即为爱默生提出的所谓“超灵”观念。超灵是一个弥漫于万物之中的精神力量，世上万物都来自于这个精神力量，人也因此从中得到他的内在生命的神圣火花。自然是证明上帝存在于他的一切创造物中的一个伟大的实际例证。
由于超灵从定义上讲是善良的，因此宇宙理所当然应该是道德的。可以看出爱默生虽然将清教时期冷漠威严的上帝换成了仁慈宽厚的形象，并存在于每一个虔诚信徒的心中，但超验主义提倡道德诚挚的根源仍然也只能来自于对爱默影响深刻的清教主义。
而且，即使是他的超灵论，最早也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清教著名牧师胡克和马瑟家族的第二代传人英克里斯·马瑟。马瑟在《上帝福佑现象录》中，认为上帝直接插手于人类及世间一切事务，因此他坚信人可以从所谓的“第二等原因或事件”中发现上帝的意志。
这样，任何的风吹草动，在马瑟看来都能从中领悟到上帝的意愿或上帝之存在，这样的观点同胡克的“只要虔敬，上帝自会降临你心中”一样，与超验主义“泛灵论”极其相似。超验主义除了哲学上的泛神论倾向外它在其它方面仍然保留着清教主义的显着特征:
它提倡道德的认真态度，它认为自然的主要功能就在于向人们证实上帝的宇宙所具有的美与和谐，它号召人们过奋发努力的生活，并且坚持认为人在职责就是要为创造了他的那个“上帝增添光彩。因而超验主义仍然可以看成是以人性本善的观点为前提而得以修正了的清教主义。
19世纪美国文学对清教主义的批判、继承与超越
从文学的角度看，超验主义文学明显具有向内传的倾向。它提倡道德教化，极力宣扬人内心的和谐以及与上帝的直接交流，这就使得他们对大自然有着特殊的偏爱，因为只有在自然中，人才能达到精神和心灵的升华。
因此，探讨神一人一自然关系成为超验主义文学的重要主题与显着特征。除爱默生的作品外，最能体现超验主义文学这一变化倾向的莫过于梭罗的《尔登湖》。
《沃尔登湖》是梭罗隐居湖畔身体力行其超验思想的结晶，尽管其中大量存在他对周围环境详细观察的科学记载，但我们仍然可以清晰看到超验主义者的自然观即人只有在自然中，才能达到精神和心灵的升华。
从表面上看梭罗热爱自然，关注自然，热心探求各种事物的根源，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他更关注的是人的精神和内心世界。他在湖边所过的俭朴之极的生活，目的也是为苦苦寻求上帝一人—自然的最高统一。
在此，精神追求远远超越了物质的享受，这其实就是爱默生所谓“超灵”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本质是精神道德的升华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科学理性时代的到来，清教神学的衰落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超验主义既可以说是对清教主义的一种批判，也可以说是对清教主义的一种超越。
伴随着理性时代的到来，是科学理性精神的步步进逼与宗教神学思想的节节后退与抵抗。这一对抗的直接后果是宗教阵地的逐步缩小与上帝地位的不断下降，最终导致“泛宗教化”的产生，上帝越来越沦为一个抽象的概念。
作为一种宗教的清教教义越来越让位于作为一种伦理的的道德原则。在这一过程中，清教主义以一种传统的面目反复出现又不断经受新思想的冲击与洗礼。
17世纪的清教主义在18分为两个发势头，一方面是极力歌颂形成中的美国精神，一方面是仍然重视清教道德。应该说，在革命时期大多数领导人身上，这两种精神是统一的，富兰克林更是常常被喻为“时代的楷模”。
但到了19世纪，随着自然神论的进一步发展，上帝在人们心目中地位也进一步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对个人主义的强调到了过火的地步，蓬勃发展的经济，富饶的资源，飞速扩展的边疆，这一切极大的滋长了美国人的个人主义的信心和野心。
在打破传统清教主义思想垄断之后，在爱默生的“超验主义”相信“人性”而不相信“神性”的自然精神舞下，惠特曼的《个人之歌》将这种情绪发挥到极致。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些清醒的作家如霍桑用其悲观的象征提醒人们重视道德，而麦尔维尔则暗示了一味信赖个人主义可能带来的巨大恶果。《白鲸》就是一部美国式的个人主义与代表神与自然的斗争史。
19世纪美国个人主义达到了一种新的阶段，强盛的国力，民主的政府，辽阔的疆土，富足的生活，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在这个上帝特别眷顾的迦南美地一座为世人景仰的“山巅之城”正在建成。
然而另一方面，伴随着社会发展出现的贪婪、暴力、战争、甚至孤独、冷漠、异化，这些二十世纪主要的社会问题，在19世纪已经初显端倪，霍桑、麦尔维尔的作品表明，若无法有效解决人类心中固有的“罪”与“恶”，如果听任没有道德限制的个人主义自由发展。
从这个角度讲,19世纪美国文学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文艺复兴是世俗的个人主义极度膨胀与传统的清教主义伦理道德激烈冲突的结果。以此观之，19世纪美国文学大致可简化为两类。
一是着力刻画美国人这个“新亚当”形象，继续书写“伊园”神话;二是立足对传统清教伦理道德的批判与继承，反思与超越，力图为过度自负的个人主义重新找到约束的缰绳。
当然，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学发展的高峰，伴随着文学“美国本土化”的，是作家写作题材的本土化，表现手段的多样化，叙事角度多面化以及主题思想的隐蔽化。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神、科学与宗教的冲突纠缠在一起，再加上作家高超的写作技巧，因此，伟大的文学作品，总是能提供多种文本阐释的可能性。